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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取得了飞速的增长。全国居民平均收入从1979年的668元增加到2001年的9371元，并且在整个期间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扣除物价指数影响，我国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从1987年到2001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了5.12倍，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了6.84倍，可以说增长的力度是相当大的。在居民收入量绝对增长的同时，收入的差距也在不断的拉大，尤其是近几年来表现得更为明显。近几年社会上更是普遍认为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这一警戒标准。本文旨在分析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特征、成因及影响，并提出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我国居民收入，收入差距，对策建议
The Analysis of Our Country Resident’s Income Distance
and its Countermeasure Suggestion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ing and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the income level of residents of our country has obtained great growth. The whole national resident's average income has increased from 668 RMB in 1979 to 9371 RMB in 2001,keeping higher rate during this entire period. According to the materials of National Statistics Bureau, after deducting price index influence, the family per capita income of our residents has increased, for the rural residents, it has increased by 5.12 times from 1981 to 2001, while for the urban resident, it has increased by 6.84 times in these years. We can say the increased dynamics is sizable. When resident's income increases definitely, the income spatial difference is widened constantly, and it appears especially obvious in recent years. There is a common thinking in society in recent years, the Gin coefficient of our country has already exceeded 0.4, which warms the standard. This text is aiming at describ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rigin course of affirmation, influenc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 of resident's income difference at present. I just explain my personal view about it.
Key words: our country resident's income, disparity analysis, countermeasure and suggestion
从收入分配的总体格局来看，我国居民收入呈现锥形分布。如将居民按收入高低排序分成五个20%的居民组，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最高收入组次高收入组中间收入组较低收入组和最低收入组居民的收入大约占居民总收入的47%、22%、15%、10%和6%。与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相比，最高收入组的份额月增加了5个百分点，其他各组份额均小幅减少。由此可见，我国居民收入大体呈锥形或“金字塔”分布。因中等和中等偏上收入的群体比重较小，总计不到人口的1/3，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比重相对较大，接近总人口的2/3，又有人称这种分布为不规则的陀螺形[1]。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经历了从缩小到拉大两个阶段。1978～1985年为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57倍。改革初期的1979年到1985年，政府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并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收入大幅增长，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有所缩小。到1985年时，城乡居民的收入之比缩小为1.86倍。1986年至今为第二阶段。因为1984年开始，改革的重点转向了城市，国家扩大了企业的财权并减让税利，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较快。1986年开始，城乡居民收入之比超过2倍，以后逐渐扩大。1992年为2.58倍.据粗略测算，如果考虑货币收入，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为4:1，若考虑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性补贴，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到5～6倍。
虽然不同学者测算的基尼系数结果不同，但城乡居民内部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均呈长期上升的趋势。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16和0.23，1989年分别为0.23和0.3，1999年城市居民的基尼系数达到0.3，而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为0.34。两者相比，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始终高于城市居民的基尼系数，而且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呈典型的直线上升趋势，年度之间的起伏变化比较小。
2.地区收入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在不同的农村地区居民之间，还是在不同的城市地区居民之间，收入差距都呈长期扩大之势。不同地区的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特别反映在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差距的扩大上。1980年，农村居民纯收入最高的地区(上海)是最低的地区(陕西)的2.79倍，2000年为4.21倍(最高为上海,最低为西藏)。1990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最高的省份(广东)与最低的省份(内蒙古)的人均年收入的绝对差距是1154元，1995年增至4576元，2000年增至6994元(最高是上海,最低是山西)，相对差距则由1990年的2.00倍，增至1995年的2.60倍，2000年的2.48倍。
3.行业收入差距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各行业职工的工资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不同行业工资增长的速度和幅度相差很多，行业间收入差距总体上呈波动扩大的趋势。1978年，工资水平最高行业的职工年人均工资与工资最低行业的职工人均工资之比为1.81倍。1987年降至1.58倍，1992年为1.86倍，1994年为2.38倍，2000增至2.63倍。
国有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与集体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相比，1985年的平均工资差距为1.25:1，2002年扩大到1.68:1；其他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与集体经济单位职工工资相比，1985年的差距为1.49:1，2002年扩大到1.72:1，其2000年和2001年的比差更大[2]。
（二）资产占有及其形式造成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近年来我国贫富差距出现了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向资产占有差距转变，并进而影响和扩大收入差距。现在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是金融资产分布不均造成的收入差距的扩大问题。从总体水平看，目前全国居民的金融资产加不动产已达29.3万元，平均每人2.3万元左右。金融资产占有量差距扩大更具有累积效应，也更容易造成收入差距的分化。据国家统计局1996年和2002年的调查，按收入五等份发，1996年最高收入组占有的金融资产为48%，最低收入组为4%，二者的比例为12:1；而2002年最高收入组占有的金融资产为66.4%，最低收入组则降为1.3%，二者的比例为51:1。由此可见，相对于收入水平来说，低收入阶层拥有的金融资产处在一个更低的水平上。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必然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收入差距，居民收入分化愈加严重。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通过不合法手段获得巨额收益的人只占人口比重的极少数，但这部分收入却占了新增居民收入相当大的比重。据相关统计资料,仅在1990年～1995年这5年间，金融机构流失的利差约为3000亿元；土地批租中流失的价差为4000亿元；基建工程、审批项目、进出口批文倒卖以及一些交易采购中行贿等造成国家、部门、法人差价损失约为5000亿元。这些“黑色收入”主要流向了经营公有资产的那部分人手中，成为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1988年到1995年间，虽然东部沿海城市和内地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都有明显增长，但前者增长速度高于后者，同时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内陆城市居民收入差距也呈持续扩大趋势（见表1）。从表1可见东部沿海城市的基尼系数要比中西部地区的基尼系数高得多，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要比中西部地区大。
表1 三大地区城市人均收入及其变化 人均收入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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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
1985年 |
199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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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收入 |
基尼系数 |
人均收入 |
基尼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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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地区 |
891 |
0.34 |
3150 |
0.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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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区 |
606 |
0.30 |
1599 |
0.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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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 |
551 |
0.29 |
1292 |
0.38 |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9年世界经济发展报告》，北京：中国财政
经济出版社，1999年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机制引入收入分配领域，但由于市场发育尚不完善，市场规则不健全，目前没有形成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工资分配中，许多非市场因素仍然是决定职工工资水平高低的重要因素。一部分社会成员凭借不公平的竞争条件或不正当的竞争手段获取不合理的过高收入。行业收入差距最为突出，特别是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差距过大更是为人们所瞩目。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形成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对当前差距现状的成因，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我国三大经济区域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分布严重不均。东部地区河流密布，矿产少，但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同时工业设施和基础设施完备，科技水平较发达。中部地区能源资源矿产资源丰富，交通条件比较好。而西部地区虽有丰富的资源，但地处边远，交通、信息闭塞。从人力资源看，东部地区高校多，人口素质较好。中西部地区人才相对不足，劳动者素质较低，而且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较高。这些差异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影响了各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
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当前收入差距的形成与我国的政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有很大关系。
国家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首先体现为政策偏好[3]。政策偏好是政府对某些地区企业实行优惠政策，对某些行业实行垄断经营，造成地区间企业间行业间竞争机会不均等，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其主要表现：(1)地区优惠政策。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对东部地区实行优惠政策和投资倾斜，允许东部地区率先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国家在外资准入、税收和金融等方面给予优惠，以利于吸引外资，从而迅速提高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技术水平。直到1991年国家才对内陆边境城市沿江城市和内陆省会城市实行开放，而此时这些地区在基础设施、资金、技术等方面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已处于劣势，已失去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东部地区平等竞争的能力和平等发展的机遇。(2)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优惠。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育、成长。例如，开办个体企业、私营企业可以得到国家税收和贷款优惠；产品出口或应用先进技术的“三资”企业可以降低所得税，并享受定期所得税减免；涉外企业可以免征耕地占用税等。政策不同税负不同影响了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和经济效益，从而带来了职工收入差距的扩大。(3)行业优惠政策。电信、电力、金融、保险、航空等行业长期受行政手段保护，实行制度性垄断，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其职工的工资相应较高，是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政策缺位也是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政策缺位指政策本身漏洞太多，补偿政策不到位，在运行中造成政策走样和放大，导致收入分配秩序混乱。改革开放打破了收入分配方面的平均主义，实行按劳分配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企业实行工资总额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的分配政策，而行政事业人员的基本工资一般由国家财政拨款解决，工资外的奖金福利由各单位自筹资金解决。分配制度改革的本意是调动各单位的积极性减轻国家负担。但由于行政事业单位是公共服务部门，一般不直接掌握生产资源，很难生产性的自筹资金，不少行政事业单位乘转制过程中市场职能和政府职能紊乱之机，凭手中的权力开始寻租、设租,或是乱收费，或是办公司、办企业，非法垄断市场，牟取暴利。对这些所谓的“创收”活动，国家缺乏有效的规范指导政策措施，致使收入分配秩序混乱，加剧了社会分配的差距。政府对收入分配再调节的手段和力度不够。一是税收调节缺乏。对个人收入最具有调节效力的是个人所得税，但从我国现行的税种结构来看，由于个人所得税不占主导地位，公民个人纳税的意识还比较薄弱，个人收入特别是无形收入难以查实，使得个人所得税在收入调节方面的作用大打折扣；消费税对个人的收入也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但从消费税设计来看，范围偏窄，把本应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的个别娱乐消费行为如保龄球、高尔夫球等价高利大的行业未列其中；遗产和增与税在调节个人收入分配方面有其特殊作用，但我国目前还未开征。二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保障制度实施时间短，资金来源严重不足，致使全社会范围内的有效保障力不从心，影响了社会公平的实现。
另外，我国法制体系还存在漏洞和空白，许多经济法规尚待建立完善，在许多问题上无法可依。由于法制不健全或执法不严，致使非法非正常收入大量存在。少数人通过非法形式如贪污腐败搞权钱交易或走私漏税骗取银行或其他企业债券或赖帐等，暂时获得高收入。也有一部分借经营管理国有企业之机，谋取个人私利；有的利用企业转制，变相占有国有资产。然而，因法制不健全，对非法非正常收入的监督又缺乏法律依据，监督难度大。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完善，市场对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资源的配置作用逐步增强，因此，市场化正在成为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关于市场化对居民收入分配影响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居民个人收入的影响，二是对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4]。
当前在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中，市场机制已基本取代传统的计划分配方式，并基本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参与分配的收入分配体系。在市场化导向的收入分配变动过程中，以市场定价机制实现的按劳分配，把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以及开创性劳动与非开创性劳动等严格区分开来，并给予完全不同的劳动报酬。同时，要素参与分配也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内容和特征，不论是按要素贡献率来分配,还是按要素拥有程度来分配，都带来收入差距的拉大。而当前，资本、技术等要素的供给短缺和低价劳动生产力无限制供应的情形在我国极为明显。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和技术等要素的边际产出大于一般劳动的边际产出，这些都使资本、技术等要素的收益大大高于一般劳动的收益。同时，市场化所带来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劳动者之间的就业竞争，必然带来下岗和失业，从而直接引致收入差距的拉大，是计划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必然结果。
同时，市场化带来的“马太效应”也使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地区差距呈逐步扩大的趋势。一方面，东部地区已拥有进一步发展的资金、技术、人才尤其是市场信誉基础，即使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以同样的速度增长，地区差距也将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东部地区经济基础好，具有更高的生产要素收益率，成为生产要素的流入区，生产要素的流入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而落后地区则相反，要素流入少，经济发展受阻。市场化使“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地区经济发展拉大。
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的制度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些因素影响个人所在单位的经济效益从而间接影响居民个人收入，如在政策因素一节所提到的制度性垄断和行政事业单位的“创收”活动，而另一些制度因素则对居民收入有着直接的影响。社会经济制度上的缺陷对居民收入分配最为直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低收入者保障不够和对高收入的调节不力两个方面。有研究表明，我国现阶段的转移性收入并没有成为缩小收入不平等，尤其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再分配手段没，相反是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
对低收入者的保障不够体现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市场化所带来的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需要政府通过社会经济政策和再分配手段加以引导和调节，促进公平，向弱者提供保障。迄今为止，我国已建立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障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但还很不健全，也不够发达，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要求很不适应，突出表现在：社会覆盖面狭窄；社会保障缺乏统一管理，基金运作处于无序状态；基金收缴困难，影响社会保障工作的正常运转。
对高收入的调节不力主要体现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不够。由于当前税制还有诸多缺陷，这一方面又大大限制了政府对低收入者实施转移支付的能力。一是城乡居民之间承担的税负不均和二元结构因素。我国农村居民普遍承担了农业税和其他名目繁多的税费，而城镇居民承担的税费负担的人数却微乎其微；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尤为突出，城乡经济存在着巨大差异，主要有劳动生产率差异、管理体制差异和经济形式差异。这种差异导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二是高收入者之间承担的税负不均。目前，国家的个人所得税收入中，工薪阶层交纳的占了很大的比重，而一些高收入者却通过各种方式偷漏税，高收入者的税负不均。三是收入再分配方面缺乏完善的政策措施，开征的税种少，税率低，管理不严，偷漏税现象严重，查处困难。由于税收不力，高收入挣得多，交得少，不少人将大量资金用于高消费，拉大了贫富差距，也刺激了低收入群体的不平衡心理。四是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非国有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发展形成了与市场机制较为适应的运作和管理体系，其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较高。同时，非公有制企业大多是新企业，没有沉重的社会负担。相比之下，国有企业改革进展缓慢，制度创新、体制转换滞后、效益低下，且社会负担重。因此，非国有经济与国有经济的职工收入差距就成为必然[5]。
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劳动者个体特质的差异对于个人收入的影响正在加大。首先，有学者研究了受教育程度对个人收入的影响[6]，发现1995年与1998年相比，城镇职工的平均教育收益率明显提高，呈上升趋势。不同所有制企业中，外企职工的教育收益率较高，而国有企业的教育收益率最低。不同地区中，劳动力市场发达的省份有着较高的教育收益率。受教育水平对个人收入的决定以及对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分配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对55个城市的居民1998年和1995年的收入与个人受教育程度、年龄、性别、政治身份等有关系。受教育程度越高，年龄越大的劳动者的平均收入越高，男性的平均收入比女性高，是党员的劳动者具有较高的收入。对1988年和1998年天津城镇居民收入的研究也表明劳动者收入与年龄和文化水平正相关，男性平均收入比女性高。其次，市场化的进程和技术进步又使得收入分配日益向技术型员工倾斜，个人素质和能力对其收入的影响日益加大。最后， 财产积累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不断增加，但居民财产拥有的不平等程度也逐渐扩大。20世纪90年代中期，城镇居民中金融资产最高的20%居民拥有资产量占城镇居民总资产的比重高达48%，而最低的20%居民仅占4%。金融资产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较高，它对总收入不均等程度的贡献率大大高于其在总收入中占的比例。另外，城镇居民自有房产状况不一，其折算租金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起到了拉大效应。
适当拉开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差距，这对调动各生产要素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发挥了强大的激励和推动；二是对各生产要素投入的激励和推动。这些对于推进社会进步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具有相当强的作用。另外，拉开地区之间、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诚实经营先富，能够产生先富带后富效应。率先富起来的地区、人群产生了极大的示范效应，从而推动后富地区的经济发展；而先富的地区和人群产生的“辐射效应”与对后富的地区的“扶持效应”，也有利于推动后富地区的经济发展。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高速发展的成功经验，对后富的地区和人群产生了极大的“示范效应”，而到特区打工的人们在财富增长的同时增加了才干，回到当地成为致富的带头人，此即谓“辐射效应”。同时先富地区为国家增加了财政收入，使国家有实力扶持后富地区的经济发展，此即“扶持效应”。因此，体现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符合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要求的适度收入差距，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改善能产生积极作用。
1.影响消费
有些学者认为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一部分人收入增长很快，他们的消费虽也增长，但消费增长慢于收入增长，出现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趋势，另一部分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虽高，但收入增长慢乃至是零增长或负增长，他们的消费意愿虽强却没有消费能力，收入差距拉大会抑制总消费和有效消费[7]。
2.影响投资
从经济运行的过程看，消费受抑制，导致商品滞销，使投资的预期边际效益降低，从而抑制投资需求。具体而言，收入差距导致消费需求疲软，消费需求疲软又会利用市场中的价格信号，通过产业链迅速传递到上游产业，即投资品产业中，迫使投资品生产厂商迅速调整生产规模。理论上，只要整个信息链及时准确，就可避免投资需求不足的发生。然而，现代市场经济中存在着复杂的信用关系，即便在消费品销售不畅时，市场还是能通过各种信用形式创造出虚假需求，投资品厂商就不会及时缩小生产规模，从而造成投资品供应的相对过剩，投资品需求出现相对不足[8]。
3.影响经济结构
有学者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经济结构的变化有负面的影响。由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使得高、低收入群体存在着消费断层，致使我国的产业结构演进处于一种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大部分人还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的消费水平上，彩电、冰箱、摩托车等的消费远未饱和。另一方面一个收入很高人数很少的群体，有能力购买汽车、别墅等高价商品，但其市场规模还是有限。于是，一些产业生产能力过剩，但又不能退出市场，只好压价竞争，如彩电产业；而一些产业如轿车产业尚未成长为主导产业，产业升级脱节，产业技术在低层次徘徊。第二产业的结构发展升级受限制，又进而影响了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的发展。
解决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根本的是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因为居民收入生活水平的提高依赖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如果居民生活水平低，在这种情况下来调节收入差距，只能是低水平上的调剂，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有经济具有了更大的发展，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才有了现实的基础，也才使解决居民收入差距具有了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2]。
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继续改革开放的方针。尽管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有了一定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的，但这决不能否定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相反，只有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方针，不断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才能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能为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奠定经济基础。
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始终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如前所述，在公有制经济中，生产资料归国家和集体所有，从而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现阶段，防止私营经济、外贸经济中的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倾向，不是要人为地限制甚至取消给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是要进一步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
1.发挥政府的调节作用
政府可以利用多种手段来调节居民收入差距，因为它作为公共权力机构，享有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都不能享有的权力，享有合法的强制力，其制定的规则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因而具有超出任何机构和个人力量的调节居民收入的能力。政府用来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政策手段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制订扶贫性质的区域经济政策。第二，实行城乡平衡发展战略，缩小城乡差距。第三，调整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切实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第四，完善税收制度。完善税收制度，需要建立一套与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的个人税收系统，增加直接税税种，有效地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第五，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第六，改革工资制度。第七，提供教育服务和教育改革。发挥政府在收入差距中的调节作用，核心是强化政府的再分配功能[3]。
2.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
市场机制是现代经济运行过程中合理配置资源的一种有效机制。当前，分配秩序混乱是当前社会不满的原因，也是导致收入悬殊的重要因素。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只能是加快市场化进程，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真正发挥市场在初次分配中的作用。发挥市场机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主要可采取以下策略：一是利用市场机制打破行业垄断。对于一些新兴行业采取保护政策是必要的，但要清除市场准入壁垒，更不能凭借行业垄断获得个人额外收入。对于行业垄断，不仅要加强对其收入分配的调节和管理，同时要制定《反垄断法》逐步允许其他行业进入，建立竞争机制。二是建立平等竞争、自由流动、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消除城乡就业歧视，使劳动者能自主择业，克服因就业限制而产生的收入差别。三是完善市场规则、整顿流通秩序、强化市场管理。
1.切实提高低收入者水平
收入差距问题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低收入者群体在社会凸现出来，部分下岗职工生活比较困难，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因而，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我们应该把着力点放在提高低收入者生活水平身上。一是要加强对贫困群体的直接救助和扶持力度，解决贫困群体的基本生活问题。在城镇，应进一步完善城镇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大各级政府财政投入，对部分贫困群体实施更有力的转移支付，同时进一步规范与完善最低生活保障的方式和手段。在保障基本生活的同时，还应加强医疗和教育援助。在农村，一方面继续加强对贫困地区和非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的扶贫工作，在有条件的地区还应探索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使农村扶贫制度化和规范化；另一方面， 鉴于农村医疗和农村教育是导致农村长期致贫的主要因素，今后应加大对农村医疗和农村教育的扶持、力度。二是千方百计扩大就业，解决因失业而导致的贫困问题。在经济增长难以提供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应加大政府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投入，积极实施以工代赈。以工代赈具有减少失业、救助贫困、缓解收入差距的作用，应大力开展。
2.积极调节过高收入
初次分配是造成收入差距的直接原因，因此再分配应注重公平，把着力点放在调节过高收入上。在完善税收制度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征收，并研究出台遗产税等税种。另外，还应通过减免税等政策鼓励高收入群体向各种公益活动、慈善事业提供援助。当然，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调节决不是杀富济贫。我们对收入差距的调节是一个动态过程，要不断地去调整而不是一步到位。
3.强化对非法收入的打击力度
对各种假冒伪劣、走私贩私等非法经济活动，应集中力量全面整治。对大家反应非常强烈的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要加大惩处的力度，更重要的是通过改革，全面清除各种体制漏洞，从源头上治理。切实实行政企分开，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干预。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决策民主化、公开化，加强对公务员个人和政府机构的监督和约束[4]。
4.有效调控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
“三农”问题是导致城乡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当前，应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收入。从长期看，应立足于建立劳动力流动及户籍制度、城市化和小城镇发展政策及相关产业发展政策，加快城市化、工业化及农业化发展。
对地区差距问题，一是要结合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为重点，尽可能缩小地区间发展基础条件的差异，提高中西部的自身竞争力；二是强化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其他经济援助手段，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强化扶贫，尽可能弥补市场竞争中不可避免的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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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本文得到了我的论文指导老师***博士的悉心指导，在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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